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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感到寒冷。 圣诞节的晚上,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湿乎乎的脏雪,没有风,雨雪都停了,气温很低,呼吸时鼻腔干燥而刺痛。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餐馆门前分道扬镳,我走在回公寓的路上,醉醺醺的,手里攥着好几支不知怎么买下来的花。穿过小巷,红灯区灯火通明。有一个衣着单薄的女人靠在邮筒边,鼻尖通红,正在吸一支烟。我走过去,把手里莫名其妙的花都递给她。她沉默地又吸了一口烟,烟雾像说话时呵出的白汽逸出嘴边,她伸出手,漫不经心地接过花,从始至终都低垂眼帘,看着泥泞的地面,也可能是在看着我的旧皮鞋。 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问。她说这个问题只能当她在房间里时回答,我没有钱,逃跑似的离开了。但我最终会听到答案,我会知道她叫玛蒂尔达;我们会结婚,直到她的离开把我们分开;我们有一个孩子,酷似父亲的长相足以证明一个女人的忠诚,却不代表爱。日子就这样一晃而过,生活仿佛脱轨的列车,不知道要滑向何处。 “……苏伊?”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我醒来,模糊而疼痛的视线里是窗边的布彻尔,在开口说话之前,先发出了虚弱的呻吟。我好冷。 他对着阳光,小心地捻着水银温度计,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:“你发烧了。”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。头脑像被打散了的鸡蛋一样混乱,有太多东西想问,以至于分不清主次。布彻尔扶我起来,给我一杯清水,自顾自地把话接下去:“你睡了一整天,中途骂骂咧咧地醒了两次。” “完全没印象,我连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。我起来干什么了?”我坐起来,稍一动弹就浑身酸痛,又慢悠悠地原样倒回去,“给我一片阿司匹林。” 布彻尔拉开床头柜,摸出一板药片递给我:“你就是这样,一醒来就要止痛药。” 躺在床上等药起效的时候,布彻尔跟我说了一点最近的新闻,在佩特拉父母的强烈要求下,这个孩子将在这周六下葬,前不久外出的神父周五晚上就会回来,为她主持葬礼,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都受邀出席葬礼。没等他说完,我就说:“你得去,布彻尔。” “……我害怕,爸爸。” “恰恰相反,宝贝。他们放弃了,再也不会有人追究这个案子,”我说,“你要亲眼看见她被埋进土里,就像做完事情的最后一步一样,到那时,一切都结束了。” “如果又是一个新的噩梦呢?” 我抬起手把他的鬓发别在耳后,看着他那双和我颜色相同、形状却酷似他母亲的眼睛,有一瞬间,就像是预知了命运的全部,因而感到一种平静的悲伤。 “我不知道,”我说,“对不起。” 我轻轻抚摸着他的黑发,让他靠在我的胸口上,很长时间,我们都一言不发。我不想对他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词汇,“一切都会好的”,我们明知道这是假话。任何事情都会有结果,哪怕它对一些人是好的,对另一些人来说很糟糕;哪怕你甚至意识不到它存在。 止痛药起效了,耳鸣和头痛都有所缓解,我开始想起之前的事。到了镇警察局后发生了不少事。被拘留了几个小时后,亨特来保释我,当时布彻尔也在。他们俩站在一起又互相离得远远的,像两个刚打了架又被迫和好的人。离开警局,走在路上,我拒绝了两人几乎同时伸出来要搀扶我的手,但下一刻就眼前一黑。再醒来已经躺在床上。我刚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寒冷的梦,现在已经全无记忆了。 一个小时之后,我终于可以下床,走路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比之前更跛了一些,好像身体变重了。四处看看,发现家里那面全身镜的下半部分碎成了万花筒状;橱柜空了一半,十几个碟子不翼而飞;那只原本就瘸腿的椅子彻底少了一条腿。我转头看向布彻尔,布彻尔转头看向窗外。我什么也没有说。 正当气氛有点尴尬的时候,门外响起敲门声。布彻尔去开了门,我听见门外一阵压低了声音的交谈。 我问:“布彻尔,外面是谁啊?”下一秒就听见他嘭地摔上门的声音。走回房间的布彻尔脸色很阴沉,路过客厅的时候,被茶几边的那幅画绊了一下。 “我们把它扔了吧,苏伊。”他问。我不觉得他在征求我的意见,后来我没再见过这副画。 ** 佩特拉下葬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我强迫布彻尔参与,自己却称病待在家里,不管说得再怎样冠冕堂皇,我的心里也满怀恐惧。那一天像做梦一样过去了,就像当年等在玛蒂尔达的产房外一样。布彻尔回来之后沉默了很久,但第二天就基本恢复正常。 我的眼睛在葬礼后的第三天彻底消肿,身上的伤不算太重,这让我很高兴,然后又开始喝酒。布彻尔总是试图管我,他在家的时候,我只能找个理由出去找点乐子。小镇里只有一家酒吧,我其实根本不喜欢那种八卦的场合,尤其有时候坐在角落会听见别人议论我的事。 这天,我在酒吧同时看到探长和西里安,他们俩坐得很远,在吧台的两端,看来关系的确很一般。探长瞥了我一眼后就移开视线,而我一看见他就感到疼痛。在这个熟人社区没有什么道理可讲,我知道我告不动他,不再被找麻烦已经要谢天谢地了。 犹豫了一下,我坐在西里安旁边,感觉是不是应该和他打个招呼。 “你的伤好得很快,”他说,说话的时候只看着杯子里浮动的冰块,“恭喜。”他笑着,但是看起来兴致缺缺,好像很厌倦。他看起来又像是不认识我了。我睨着西里安的侧脸,发现这个人上下睫毛都很长。他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里杯子,冰块浮动、碰撞,融化,这时我无端地想起他低头看我时的灰色眼睛,还有他吸烟时嘴里缓缓逸出的白雾,像冬天的话语一样很快消失在空气中。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熟悉,为什么? 我有些心烦意乱,很难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。我付清账,慢慢走出去,才推开门,就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;正要回头,一只手轻轻在我肩膀上搭了一下,是西里安。他跟了上来,低声说:“他说不定会找你麻烦,我跟你一起回去吧。” 我不确定拒绝他是不是个好主意。“我走路很慢。”我说。 西里安笑了一下,我发现他笑起来异常温柔。“我并不急着去做什么事。”他说。 和我一路回家的路上,难免要聊聊天,我因此对他讲起了我自己的事。我的妻子去了巴尔的摩;是的,我儿子正在读中学,他已经很高了,跟你差不多。 我走路很慢,但是西里安却比我还要慢半个身位,我转过头也不能一下子看见他的表情,他好像非常谨慎地有所保留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觉得有一道视线落在我的腿上,但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。这一轻一重的脚步声总是使我感到羞耻,最开始的时候,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注意它。 终于到了家,出于礼貌,我问他要不要进屋喝杯咖啡,西里安笑着拒绝了。 “今天有点晚了,苏伊。我家有很好的咖啡豆,也许下次你可以来。”他说。 我不想接话,敷衍道:“哈哈,改天吧。” “那就这么说定了,找个合适的时候,”他说,“至于欠我一个人情的事,不用太担心。我不是那种收贿的条子。” 他这么说,我反而更不安了。如果欠下的人情不能用金钱来还,那到底什么才是它的价格? 我站在门口,一直看着他走开,消失在远处的夜色里。 ** 后来西里安邀请了我一次,我拒绝了。 那天我收到了邮差送来的讣告,我的父亲死了,在这封信寄来之前已经下葬,葬礼的事宜是陪在他身边的老幺操办的。母亲走后,家里的新生诅咒彻底终结,也不再有孩子夭折。几个大孩子成人后都离开了家里,谁也没想到最小的那个竟然可以和父亲相处得来,也许是因为这个男人很快地老了。 信上说,讣告寄去大哥位于芝加哥的住址时无人收件,如果我有大哥的联系方式,希望我将讣告代为转达。大哥和父亲的关系最差,但我觉得他应该得知父亲的死讯,至少还有一点微薄的遗产需要继承,这是他应得的一份。 我花了一段时间,辗转取得了大哥的联系方式,当晚就打电话去通知父亲的死讯。在电话那一头,他哭了起来,我从来没有听见大哥像这样哭过,抽噎的声音像极了狗叫。我尝试着安慰他,不知怎么竟然笑出声来,尽管因为不合时宜而感到强烈的羞耻,笑声却已从门缝里溢出去,流向好几公里外的内河,流进那个我们捞起尸体的晚上。我的鼻尖现在还留着在警局里喝到那杯带有抹布臭味的咖啡的味道,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,低声说:走吧,去看一看她。 不知何时,电话已经挂断了,我还紧紧抓着听筒,眼泪不断落下,在桌上积成小小的一滩。我一直坚信人是独立的,或者说,相互孤立。如果事实并非如此,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?然而有些东西永远地失去了,尽管不是让人怀念的。 我和大哥没有见面,但他不久就给我写了信,信上没有提到那天电话里他的哭或者我莫名的大笑,我们的情绪从来都不重要。他了解到父亲的具体情况,认为我也需要知道。读完信之后,我又一次感到了那种命中注定的荒谬。 在我家,透过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港口那边的公寓,水手们不住在那里,却经常上那里去。当我上了大学,谈到这件小事的时候,我的那些同学总会揶揄地笑起来。是的,我想也是这样。附近的人都很穷,不是在海上就是在工厂里,很少有小孩儿上学。来来往往的人身上都有一股馊了的气味;偶尔在退潮后,岸上会搁浅尸体,我也曾经去看过一次,那个人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,那是在我妈妈失踪前发生的事。 海面从来不会结冰,波浪翻滚起伏,把一切身不由己的死物托上水面。在一个清晨,渔船捞起了我父亲,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掉进海里的,谁在乎呢?当我正式收到折成现金的一沓遗产,我知道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想起父亲,就像布彻尔终有一天也会忘记我一样。 有一个晚上,我靠在床头,听见楼下的淋浴声,突然感到极度的厌倦。我收拾了能想到的所有东西,把橱柜里那些碗碟都拿出来清洗了一遍,扫去角落白色的虫卵和蛛网,用水泥把前两天新发现的老鼠洞堵上。 睡觉前,我照例喝得醉醺醺的,和布彻尔说晚安,他却没有回应,而是一直跟到我房间,默不作声地把书桌、床头柜,衣柜都打开再关上,我像个局外人一样冷漠地看着他忙碌地转来转去。布彻尔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我来不及阻止,最终他掏出了一瓶佛罗拿,把药片倒出来一颗一颗数好,当着我的面全部倒进马桶里,按下冲水键。 “你有病。”我说。 “除了这样,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?” 他平静地看着我,握着空瓶子的那只手在发抖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观察到了这一切却无动于衷,我觉得我肯定是彻底发疯了。我走过去,凑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。 布彻尔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阵,良久,他说:“好。”